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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文化·语言·翻译——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篇首语
“文化”一词，源远流长。www.Pinwenba.com远古人类用它来表示“纵横交错”之意，所以，其基本结构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四条线相互交叉。因此，“文”字的原始意义就是“交错”，表示大自然中的经纬天地、万事万物，一切皆相交错。“化”字则是人和七的会意，而“七”之意是回首从人。《说文解字》中说：“化，教化也。”教化就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
《周易·贲卦》中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其中已经包含了“文”和“化”两个词素。《周易正义》中则解释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人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指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的“文化”与“武力”相对，就是含教化之意。西晋的束皙在其《补亡诗》中也曾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其“文化”与“教化”也含有同样的意思。
总而言之，一直到20世纪末，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化的概念就是“文治教化”，在封建时代，它还包括一整套的礼乐典章制度。
在西方，虽然大多数国家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但“文化”一词的形式还是多变化。譬如：它在英、法文中为“culture”，它在德文中为“kultur”，在俄文中它则为“кулвтура”，三者都是由拉丁文“cultura”演变而来，而“cultura”又由其动词“colere”派生而来。它的原意是指人类为了更好地满足食物与居住的需求，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对土地加以的耕耘和改良以及对植物的培养。15世纪以来，这个词才逐渐被引申为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
可见，中西方关于“文化”一词的来源曲异而工同，都是指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
一、 文化：概念与本质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化”成了全球范围内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据法国学者路易·多洛推测，如果用电子计算机对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或概念进行统计，“文化”一词无疑将居首位。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日本学者名和太郎的统计，其定义多达260种。
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Edward Burnnet Tylor)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complex whole)。”［1］（［1］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8）显然，他是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给文化下定义，其经典性普遍被人们所认同。
相似的还有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习得行为的综合形态(configuration)以及行为的结果，其内涵为某一特定社会组成分子所共享和传递。”［2］（［2］Linton， Ralph.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M］. New York： Appleton. Richards， J. ＆ Platt， J. Et al. Long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1947：21）
然而，除了精神文化外，还存在着物质文化。譬如前苏联的萨哈罗夫就曾经指出：“文化从广义上讲，就是人类创造的结果的总和……”［3］（［3］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8）；前苏联的谢班斯基则说：“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价值以及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4］（［4］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8）；日本学者水野祐认为：“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行为的产物。但因为存在着非物质性文化，而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物质性资料，所以把物质性要素从文化范围排除出去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的定论认为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5］（［5］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2）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凯利(W.H. Kelly)在其《文化的概念》一文中对文化所作的定义则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6］（［6］肖川.教育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1）这一定义当然不可能只限于精神文化，因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生存式样的系统”。
我国的《辞海》将文化定义为：1.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7］（［7］《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731）
显然，中国古代作为文治教化的“文化”之概念，其涵义与现代“文化”的涵义不完全相同。但《辞海》中“文化”的另外两个定义，一个显得过窄，只指一般知识；一个却又过宽，囊括了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界定文化，结果会使得文化与文明的概念不易区分。
德国《迈尔大百科全书》对文化的解释如下：“指人类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依据他们的能力在同周围环境斗争中以及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语言、宗教［神学］、伦理、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手工业、技术、艺术、哲学和科学)，亦指不同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定文化范围内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并且指出，“在德语地区，文化同文明、生活的物质和技术方面是有区别的(而且常常是正面意义上的区别)”。德国人素有的精确性，使他们看出了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着区别。但遗憾的是，该书前面所列的文化范围中却没有明白昭示这种区别，仍然包括了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次和侧面给“文化”下定义，因此他们的注意焦点各不相同，其定义也就有差异，而差异之处主要集中在物质成果的归属问题上。现在人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物质成果属于文化的一项内容，但文化中所包括的物质成果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创造的，它离不开人类的创造性活动。
基于这一点，《现代文化与管理》比较全面、准确地将文化的定义表述为：“人类作用于自然和社会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及其成果，即作为创造过程本身的活动方式及创造性活动的成果——物质的、精神的成果称之为文化。”［8］（
［8］王玉英.现代文化与管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2：8）这一定义将人类的创造活动方式及其创造活动的成果，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纳于文化之中，从而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文化与人类的创造活动不可分割。
二、 文化系统：庞大与复杂
由于标准不一，文化的分类可谓形形色色、异彩纷呈。
譬如，有学者依据文化的不同作用，把文化分为四类：语言、精神文化、物质设备、社会组织。
也有学者把文化分为两大类四部分：第一类为“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然后再进一步区分为智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和物质文化(房屋、器皿、机械等)两个部分；第二类为“认识、改造、适应、控制社会环境所取得的成果”，这类文化也进一步区分为规范文化(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等)和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两个部分。这种分类法是根据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根据各种文化要素的不同而分别作出的划分。
韩民青先生在其《文化论》中，根据意识和物质这两种因素在文化事物中所处的状态，将文化区分为：意识文化(意识因素占主导地位，物质因素处于被支配地位)、物质文化(物质因素占主导地位、意识因素处于被支配地位)和行为文化(物质因素与意识因素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意识文化中包含科学、哲学、宗教、艺术、社会心理等；物质文化中包含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社会组织；行为文化包含技术、社会规范和社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韩先生将语言排除在上述分类之外。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的特点，但又不能轻易归属于哪种文化现象。语言与意识文化关系密切，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没有意识。人们常把语言叫做思维的外壳和工具，这足见它与意识文化的关系达到何种密切程度，因此，人们大都把它列为意识文化。然而，语言本身不是观念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由声音、墨迹等物质组成的符号系统。同时，语言又总是以言语活动的形态存在着，言语活动属于行为活动文化。所以，语言是兼有意识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三种品格而又不能简单归于某一种文化的特殊文化现象。”［9］（［9］韩民青.文化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51—152）
也可先从文化层面结构对文化加以剖析，然后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物质文化。也即马克思所称为的“第二自然”或“人化的自然”。这类文化是指对象化了的人类劳动，是主观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譬如器械、交通、建筑物、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生产工具、通讯工具以及食物、服饰等。
二是制度文化。指法律、典章，以及在具有基本相同文化的群体中，所有那些维系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法则。这类文化是人类在群体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有系统、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模式，目的是为了适应和解决人们有针对性的基本需要。譬如，人们有营生的需要，便会出台经济制度；有接受教育的需要，便产生教育制度；有性的需要，便出现婚姻制度；有生殖繁衍的需要，便诞生家庭制度；有和平友好相处的需要，便形成政治法律制度；有抵御敌人的需要，便就有军事制度。
三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又可区分为客观精神文化和主观精神文化两种。客观精神文化是主观精神文化的外化和客观化形式，譬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学科、技术知识、艺术作品、法律条文、道德规范、宗教教义、乡规民约等等。主观精神文化则是指一定群体中的人类在其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譬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宗教情绪等等。
从层次上来分析，文化还可归结为三类：
一是物质文化。指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成果。譬如中国的长城、英国的白金汉宫、美国的金门桥、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埃及的金字塔、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等等，也包含人们日常工作所使用的纸张等一切以物质的形式而存在着的东西。
二是精神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譬如科学、哲学、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心理意向等等。
三是方式文化。指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方式。譬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等。
在上述三个类别中，精神文化占据着核心地位，方式文化位于中间层次，物质文化则处于最外层。
对于文化的分类，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角度进行，譬如：
1 按性质分：世界文化、民族文化、阶级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
2 按功能分：制度文化、非制度文化。
3 按时间分：原始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
4 按空间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城市文化、农村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大洋洲文化、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南美洲文化、南极洲文化。
5 按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分：知识文化、审美文化、价值文化、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6 按生产工具分：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
7 按文化与生产方式的联系分：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
8 按宗教信仰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
9 按行业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日用品文化、医疗文化、体育文化、旅游文化等。
10 从交际角度分：知识文化、交际文化。
11 从民族角度分：华夏文化、大和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犹太文化、日耳曼文化、英吉利文化、俄罗斯文化、印第安文化等。
12 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科学文化、历史文化、自然文化、人体文化等。
总之，文化是一个相当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需要从多层次、多侧面去全面把握其内涵，加以深入分析，并且对比不同文化之差异才能进行顺利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三、 文化特征：多元系统化
如上所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特征呈现出众多层次、众多角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 文化：超乎自然，作用自然
文化不是由宇宙间的生命物质渐变而成，也不是由物理、化学的衍变过程发展而来。它不是自然发展的自发产物，而是人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的产物。没有人的意识和实践的作用，文化则无法形成。所以说，文化是超乎于自然的。譬如石头不是文化，然而石头经过人们的磨制雕琢，成为石斧，这就是文化了，因为石斧是人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的产物。树根不是文化，用树根做成的根雕作品是文化；竹子不是文化，由竹子做成的竹笛是文化；土不是文化，用土做成的防水堤是文化……
动物界也有着类似的活动，但其活动的产物只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质上有别于人类的文化。对此，马克思这么论述：“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理、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化规律来塑造物体。”
在马克思看来，动物虽然也有生产活动，但它们的生产及其产物和它们自身一样，都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活动则是脱离了狭隘的生存层面，面对整个自然界的创造性活动，其产物是“再生产”出的“整个自然界”。马克思因此将其称为“第二自然”。这个“第二自然”，便是人们称之为“文化世界”的东西，它打上了人类创造活动的深深烙印。
(二) 文化：浸润熏陶，习而得之
文化是“从社会习得的知识”［10］（［10］Hudson， R. Sociolinguistics ［M］. Cay Press， 1981：74）。也就是说，一个人作为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必然会有意和无意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得知识。文化知识的获得因此是后天才发生的。任何人自打一出生，就会立刻浸润于由文化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片文化的海洋里通过后天的学习，逐渐获得既有的文化成果。
譬如语言、习俗、风尚、信仰，无一不是通过后天习得。即使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该是与生俱来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在社会上后天习得的。譬如，人的肢体语言中有许多也与文化密切相关。有个叫做祖父江孝男的日本人这样说：“日本人在说什么的时候，几乎没有一边做手势，一边晃动肩膀的姿势。可是，如果变成美国人，他们则一边伸开双手耸动肩膀，一边说话。同样具有日本人血统，然而却出生在美国，并且在美国养育成长的第二代日本人，则仍然显露出美国人式的耸肩姿势。”［11］（［11］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60）
再譬如人的饮食习惯，也是后天习得的。人要吃东西是天性，因为不吃就不能存活，但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以及怎么吃法却都是后天习得的。关于吃，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表现：美国人认为狗肉不能吃，并且一提到吃狗肉就会十分惊讶，但在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狗肉却被当做美味佳肴来吃。
还有些生理性的动作看似与文化无关，实际也属于文化范畴。譬如：打喷嚏，本是一种纯生理现象。但人在公共场所打喷嚏，会把头扭在一边或是用手帕捂住嘴，不如此就会被视为没教养、不礼貌，这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了。虽然打喷嚏这种生理现象同动物一样是遗传的，但打喷嚏的方式却是人类后天才习而得之的。
(三) 文化：共同创造，共同遵循
文化是群体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因此具有共享性。也就是说，文化必须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接受和遵循。所以，纯属个人私有的东西，不能算是文化。譬如，人脑中独自进行的思想意识活动，就不能算是文化。只有当这种个人意识成为群体的某种共同活动(如科学研究活动、文艺创作活动)的一部分时，才能成为文化。某人当总统、校长、经理，也算不上是文化，但“总统”、“校长”、“经理”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和角色，则就属于文化了。
无论什么思想和行为，只有当其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人们所共同享有时，才能成为文化。某人具有某一个性和习惯，那不属于文化。但若某一习惯成为一群人的社会性习惯时，便属于文化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还不能说他的相对论已成为文化。但是当相对论公布于众时，特别是当它开始被人们接受，乃至广泛接受时，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文化一定不是个体性的东西，只有当个体性的思想、行为、成果成为群体性的东西时才能成为文化。
文化必须是超越个体之外的群体性的东西。
(四) 文化：色彩斑斓，绚丽多彩
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小社会里。在数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各地的气候、土地、生活条件和物质生产条件迥然有异，人类杰出的适应能力使之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象，整个人类文化因此而呈现色彩斑斓、多姿多态的灿烂图景。恰如美国社会学家伊安·罗伯特逊在其《社会学》中所描述的那般：“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含有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各种组合。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犹太人吃鱼类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中国人却吃蛇肉……美国人毕生经营，积攒个人财富；非洲刚果森林中的巴姆布提人却终生把自己的东西同别人分享；西北太平洋岛屿上的瓦久特人则定期举行盛典，把自己的东西散发或毁掉。许多民族的行为准则一贯珍视处女贞操；印度尼西亚的一种门大维人却要求妇女先要怀孕，才有资格结婚……；传统阿拉伯社会的妇女必须遮盖全身，包括面部在内；美国妇女却可以露脸，可以只穿比基尼泳装；非洲许多地区的妇女可以裸露胸部和全臀；菲律宾的塔萨戴人则终日赤身裸体地生活。各种社会文化差别巨大，可以说没有哪一条行为准则是处处适用的。在世界各工业化国家里，特别是西方，人们倾向于相信人‘天然地’是自私自利的，是富有竞争性甚至侵略性的，可是这类行为在世界上的一些所谓‘原始’民族中却几乎不存在……，许多社会从来不打仗，甚至有一种民族，即菲律宾的塔萨戴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敌意’和‘仇恨’这样的词汇。”
世界各国民族繁多，文化特色各异，加之人类始终还在不断地创造文化、发展文化，因此文化的形式不断增多，内容日益丰富。
(五) 文化：相互作用，环环紧扣
文化的外在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却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文化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相互联结，并且相互依存。
《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一书，对此作了十分形象的说明：“文化的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它犹如一棵大树，一些文化的要素是树的根，一些是树的主干，一些是树的枝叶，一些是树的果实。例如，一条美国产的金项链就体现了物质产品、社会组织、认知体系、规范体系和语言文字五个因素的统一：它是通过人类劳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一种物质文化；它是由美国某工厂生产的，是社会组织的产品；它戴在脖子上，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一种认知文化；是男性还是女性戴，什么年龄戴，在一定的民族中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它代表了风俗文化；在它上面印有“MADE IN USA”，这是语言文化的体现。再如，徐悲鸿的《奔马》，它作为一幅充满中国特色的水墨画，也可以体现文化主要要素的有机联系：中国的毛笔、墨和宣纸是物质文化；宣纸是安徽宣城和泾县纸厂生产的，与社会组织相关；完整的中国画中不仅有图画，而且应有题字(或题诗)、书法、篆刻，这是规范文化；题字、篆刻用的是汉字，是语言文化的体现；而中国画中这种集画、诗、书法、篆刻等艺术为一体的做法，是中国人综合思维偏好的反映。《奔马》寓意深邃，寄蕴了民族自尊和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些又都是认知文化。”［12］（［1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
显然，文化是一个有机复合体。它不是由单一因素所组成，而是由诸因素所构成。这个有机复合体内的各个因素虽然结构和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从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六) 文化：相互隔绝，各自为政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依据地域而群居，地域之间相互隔绝。于是，不同地域里繁衍生息的人群，便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差异，各地域里产生的文化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就形成了文化的地域性差别。
譬如，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较易早熟，所以就盛行早婚制度；生活在寒带地区的人们，自然就酷爱剧烈的运动与游戏；沙漠地区的特殊环境，则使得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极易产生消极、虚妄的心理幻想，所以那些地区中的宗教观念就容易盛行。
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在《我们文明吗?——人类文化透视》一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文化的这种地域性：“倘若你看见谁向人吐唾沫，你一定以为他不高兴那个人。对的，在法国的确如此，可是在东非洲查加兰的黑人里面，你就算是错了。在他们那儿，吐唾沫是紧要关头的一种祝福。新生的孩子，生病的人，全要法师(eman)来吐四口唾沫。换句话说，用唾沫来表示厌恶，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这种象征主义无非是习惯罢了。”
甚至在同一民族中，文化也存在着地域的差别。譬如，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有夏文化和楚文化之别，如今则有湘文化与粤文化之异。至于四川人吃辣，山西人吃酸，浙江人吃甜，东北人好酒，都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地域性色彩。
地域方言(local dialect)更能显示地域的文化差别。譬如“名异实同”这一现象：“冰棍”的英国英语是“icelolly”，美国英语是“popsicle”；“手电筒”的英国英语是“torch”，美国英语是“flashlight”。“蚯蚓”的北京方言是“蛐亲”，上海方言是“蛐蟮”，福州方言是“地龙”，广州方言是“黄犬”。“向日葵”在河北唐山是“日头转”，在承德是“朝阳转”，在任邱是“望天葵”，在山东济南是“朝阳花”，在昌乐是“向阳花”，在吕县是“转日葵”，在栖霞是“转日莲”，在湖南邵阳叫“盘头瓜子”等等，简直是五花八门。
从“名异实同”的现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的用词特点，以及各地居民在遣词造句时心理联想上的差异。譬如，山东栖霞人称“向日葵”为“转日莲”，是因为人们联想起向日葵形似莲花并随太阳而转的特征；湖南邵阳人称“向日葵”为“盘头瓜子”，则是因为人们联想到向日葵的圆盘形特点以及其果实可以食用的特点。
(七) 文化：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创新都具有自身内部的继承性。也就是说，都经过了对其本身传统文化的开掘、选择和取舍。无疑，没有继承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创新。这是因为，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文化之土壤和根基，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文化之土壤和根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确实，文化之所以具有继承性，就在于它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新生一代必然要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之上进行自己的创造。如果没有继承，每一代都从头开始，人们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始的不开化的水平上。正因为有了继承，每个时代的人们才得以吸收以往时代的文化遗产，并把它加以发扬光大，而后再传递给下一代。各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样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不断创新，从而文化形式愈来愈繁多，文化内容愈来愈丰富。
(八) 文化：分化重组，融会贯通
文化具有继承性，是因为受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影响。然而文化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类跨文化交流的扩大，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日益增多，许多不受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所束缚的文化因素由此滋生出来，从而导致明显的文化变迁，甚至导致文化深层结构的改变。
譬如，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了五次文化大融合：第一次是殷周时期、第二次是秦汉时期，第三次是南北朝时期，第四次是宋元明时期，第五次是自19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的相碰撞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地球在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各个民族却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密切交流，造成了大量的文化分化和文化重组，使得各民族文化日益多元化。各民族语言中的“舶来品”——外来语，就是文化可融性的最好证明。汉语的成语里也有着许多“舶来品”。譬如记载着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灯录”，其中部分成语就是“舶来品”：
安身立命打成一片单刀直入点铁成金逢场作戏
立雪断臂隔靴搔痒家破人亡九年面壁看风使帆
羚羊挂角虎头蛇尾驴唇马嘴落汤螃蟹泥多佛大
泥牛入海拈花微笑抛砖引玉七颠八倒七手八脚
骑驴觅驴水泄不通水涨船高拖泥带水雪上加霜
叶落归根鹦鹉学舌贼去关门斩钉截铁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一口吸尽西江水
这些成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不熟悉其来源的读者也许还以为它们是“土生土长”的国粹，其实它们来自印度佛教，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呢!
四、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 语言之概念
语言是符号系统。它由一套子系统构成，并且具有任意性。广义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非言语交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符号、所给予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语言之中。”狭义的语言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Saussure)曾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显然，索绪尔是从狭义上来定义语言的。
(二) 语言之特性
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物质性。任何语言都以某种物质现象的形式而存在，因而具有明显的物质性。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就是说，语言和意识是不同概念的两码事，语言是现实的物质性的东西，它包含着意识观念，而意识观念是在运用语言的思维中存在着。语言的物质性，“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脑内语言和电讯号。语言利用了人体的发音器官，利用了气流的物理属性和耳朵的生理属性，它的物质形式是语音。文字则由可见的线条构成，带有明显的物质性。
2 反映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指称事物、承载意识，是物化了的符号，因此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物质形式的本身。语言的反映性显示出语言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反映主体信息活动的产物。语言的反映性与意识的反映性不同，后者是直接的，前者是间接的，要通过物化意识才能达到。
3 抽象性和概括性。语言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而不是对事物的直接描摹。列宁说过，“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其能够以纯逻辑活动来反映意识成果和人工智能成果，这种逻辑推演功能使其反映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具体事物。
4 社会性。人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创造了语言，这种创造活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因此由全社会创造出来并丰富起来的语言，是人类的集体财富!语言的结构、词汇受到全社会约定俗成的制约，人不可能创造出只属于其本人的语言来进行交际。人也只有在集体之中才能掌握语言，学会说话。所以，一个人操何种语言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存在于社会之中，活动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
5 变换性。语言具有变换性。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选用具有任意性，没有特定的规则，均由人们“约定俗成”：语言中的词汇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迅速产生新的，淘汰旧的；语言单位虽然有限，但通过组合却可以无限生成句子；语言的符号单位和组合规则尽管可以定量分析，却无法估计语言究竟可以有多少具体的句子。所以对于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可以供其使用的句子在数量上是非限定的，而且所有这些句子不一定都是模仿得来的。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反映，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人类一旦掌握了语言，就获得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就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6 程序性。语言本身是信息，而信息的固有作用就是协调人们的行为，编排和组织统一活动。社会的管理中枢用语言的形式发布指令来调节社会，语言就成了社会组织中社会活动的指令和程序。在自动化机器运行中，由机器语言编制的程序，是机器运行的内控力量或叫机器运行的法则。自动化机器依赖于物质性的语言编制程序，先是信息物化，随后是程序、指令物化。在自动化机器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运动，或者说是意识化的物质运动。表面看来，“自动化”有点类似“自然化”，同时又有点类似“意识化(人化)”。其实，这正是物质的信息化，是比自然物质更高级的产物。
(三) 语言与文化之关系
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
1 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语言学家威塞福特(H.J. Weatherford)明确指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不是分析对象，与文化不可分割。”另一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13］（［13］刘力，从文化角度看语言教学［A］.外国语言研究［C］.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238—240）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把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1生态学(ecology)；2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3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4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5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14］（［14］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E.J. Brill, 1964:91）这里文化与语言不是平等的概念，文化包含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子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语言直接反映文化现实。“言为心声”，这个“心”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民族文化在内。因此，民族语言势必反映民族文化。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民族文化的反映。特别是词汇，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特征。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概念。而概念总是要用词语来表达，所以词汇系统代表一种意义系统。这种意义系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客观条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
譬如，“红”的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红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其引申意义也各有千秋。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5］（［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和《英汉大词典》［16］（［16］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的释义来将其作一比较：
汉语“红”的引申意义：
象征喜庆的红布——披红、挂红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红运、开门红、满堂红、他唱戏唱红了。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之高——红军、红五月、又红又专
象征经济得益——红利、分红
英文“red”的引申意义：
沾有鲜血的——red hands(沾血的双手)
赤热的，炽红的，烧红的——red iron(烧红的铁)
流血的，暴力的，燃烧的——a red battle(血战)，red vengeance(血腥复仇)，a red ruin(火烧场)
赤化的、左派的，［常作R］共产党领导的——a red revolution(赤色革命)，African nations going red(赤化中的非洲各国)，red activities(左派活动)，Red China(红色中国)
显示亏欠的，赤字的——a red month(赤字月)
语言变化与文化密切相关。群体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总是通过词义反映出来的。譬如英语red tape的词义变化就是如此：从10世纪的某日开始，英格兰地方法官和政府官员喜欢把公文用红带子(red tape)扎起来，然后在部门之间传来传去。他们拖拖拉拉，只管履行手续却不讲究实效，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对此，人们自然非常反感，于是便用扎公文用的红带子来暗喻司法部门、政府机关的坏作风、坏习惯。19世纪时，red tape更进一步演变成了“文牍主义”、“官僚作风”、“陈规俗套”等概念的代名词。
再譬如，彝语里的“牲畜”原指牛、羊，后来人们以牛、羊等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实际上就等于把它们当作货币在使用。于是乎，“牲畜”就引申出了“钱”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影响到了词汇，于是就导致很多词义发生了变化。譬如“窗口”原义为“窗户跟前”，或指“墙上开的窗形的、有活扇可以开关的口”。如今，人们喜用“窗口”来比喻可供了解信息或情况的处所与部门，譬如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语言是文化之物质外壳，是文化的载体
有些文化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彩电、冰箱等，看似与语言无关。然而，要生产和使用这些实物，却离不开语言。
日常生活中的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之类，既涉及到实物，又涉及到习俗。譬如茶文化，不仅与茶叶、茶炊、茶水、茶具有关，而且与泡茶方法和饮茶方式也有关。因此要对茶文化进行表述，就得使用语言。至于精神文化，其形成和表达更是离不开语言。
文化的传承也要依靠语言。人类通过学习与运用语言而获得文化知识，文化因此得以在同时代人中间流传，并且传递给后人。譬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果没有语言作媒介，又怎么可能会代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于世，至今还仍为全人类所共用呢?!
由于语言的载储功能，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才得以完美实现。
语言存储着前人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述着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态度。语言因此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里展现出来的乃是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揭示积淀其中的文化。
帕默尔(L.R. Palmer)说过，“pen(钢笔)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羽毛’(拉丁语是penna)，一度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称原始的鹅毛笔。然而，在笔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词却保留下来了。结果，古词‘羽毛’现已用来指称带有金属笔尖的写字工具了。这是一方面。反过来，分析现代这个词及其同表示‘羽毛’的那个词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早期的笔是个什么样子。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的。”［17］（［17］Palmer L.R. Semantics ［M］. Cay Press， 1983：122）
泰语“那律戛”，意为“小时”，是计时的单位名词。该词来自印度的巴利文，意为“椰子”。由此可见，泰国人曾用椰壳计时：泰国人把椰子钻孔，放入水中。当椰子壳进满水后，下沉一次为一小时。后来，泰语中又出现了“蒙”和“咚”这两个计时单位名词：从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每小时称“蒙”；从晚上七时至晚上十一时，每小时称“咚”。这来源于当时的报时习俗：白天敲锣报时，“蒙”为锣声；晚上击鼓报时，“咚”为鼓声。泰国自1887年至1934年，首都曼谷一度以放炮声来表示正午十二时。于是，有句谚语就将远离首都而闭目塞听、闻知甚少的人形容为“远离正午炮声的人”。该谚语也证明了泰国历史上曾有放炮报时的习俗。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必定会以种种显形或隐形的方式记录在各自民族的语言之中。所以说，语言是见证民族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3 语言和文化：谁是主宰?
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语言在文化面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相对于文化反而起主动的决定性作用。
“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波特(Richard E. Porter)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产物，语言的理解肯定受到特定文化经验的制约。他举例说明：同处于美国文化中的药剂师和吸毒者，对“drug”(药／麻醉药／毒品)一词的理解却迥然有异。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经验影响他们对“drug”构成了不同的概念，从而赋予了“drug”不同的意义。
“语言决定论”的经典性论述莫过于沃尔夫假说(the Whorfian hypothesis)。19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了一个命题：“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8］（［18］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
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也认为，语言不仅能列举人们的周围环境和经验，而且其本身还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力量。他说：“事实上语言之所以能给我们的经验下定义，是由于它本身在形式上具有完整性，同时也由于我们总是在下意识地把预期要用语言明确表达的观念投射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去了。”［19］（［19］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萨皮尔甚至提出，语言在某些方面具有专制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像数、性、时态、语态以及其他种种概念性范畴，“与其说是原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中而被发现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于语言形式对我们的意向的强制作用而强加于我们的经验之上的”［20］（［20］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皮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深入研究了语音和文化的关系。在多种印第安语言的对比之中，沃尔夫发现，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语言范畴，对同一客观世界的经验内容会做出不同的分割和组合。他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法范畴进行交际，还通过它们分解自然，重视某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而忽略另一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结果便得到了不同的世界图式。譬如在印欧语言中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之分，因此，时间观念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亚里士多德、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等人在他们的学说中都贯穿着对时间的思考。而在北美的霍比语(HoPi)中，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表示动词时态的方法，但倒有体态的区别，譬如一次体、持续体、反复体、一次反复体、起始体、进行体、存在体、突发体、继续体等，因此霍比文化关心的不是运动的时间，而是运动的方式和实际效果。［21］（［21］Whorf， Benj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M］.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5157，207218）
沃尔夫根据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或曰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其基本要义是：语言决定思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the same picture of the world)，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订的”；“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观点，是用数学的术语表述的关于宇宙的看法；而霍比人的世界观则是用另外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表达的，它是非数学的，而是语言的”。
沃尔夫的思想连同萨皮尔的思想后来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或简称为“沃尔夫假说”。该学说在田野考察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发展了洪堡特的思想，成为语言和文化关系中最有争议的假说，但其影响非常深远，后来许多的文化和哲学问题都有赖于对这一学说的解释。
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议还远远没有了结，但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交流和传承之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语言也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和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及自身的最佳途径。
五、 翻译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一) 翻译：概念和种类
翻译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人类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古典作家西塞罗和贺拉斯曾经这样描述过翻译：早在他们很早以前，几乎还在人类的发展初期，就一定有会讲两种语言的人，每当语言各异的原始人要进行某些和平接触时，他们便充当译员。［22］（［22］J·C·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出版社，1991：24—41，123—132）翻译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武器。
关于翻译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都包含以下一个或几个概念：1从一种语言或文本到另一种语言或文本的意义或内容的转移；2译码或符号的转换；3等值成分的寻求。究竟强调哪个方面，则取决于学者的兴趣。
请看几位著名翻译家给翻译下的定义。
卡特福德(J.C. Catford)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他进而解释说，使用“文本材料”这个词，强调了下述事实：翻译决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原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的等值成分所替换。如把法语“quelle heure estil?”译成英语的“Whats the time?”(“什么时间了?”)时，译语文本在语法上和词汇上与原语等值，但二者的字形和音位层次上却没有等值关系。他认为翻译等值关系是一种经验性的现象，只有在所观察的特定译例中，等值关系才成立；翻译的等值关系与形式无关，可以在两种语言的语法等级体系中处于完全不同地位的范畴或单位之间观察到等值关系。［22］（［22］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巴尔胡达罗夫(Л.С.Ъархударов)给翻译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他对上述定义做了两点补充：1“内容方面”或“意义”这个术语应从最广义上理解，它指的是符号(这里是语言)单位的各种关系，并不仅指“实物—逻辑”意义或“外延”意义。2“保持内容不变”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在语际改变中(也同其他任何变动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表达的意义。因此，译文绝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译者的任务是争取尽可能的等值，争取把损失减到最小限度。要求译文和原文表达的意义“百分之百”的一致是绝对不现实的。翻译理论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意义的传达顺序。由于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意义，因此必须确定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应传达哪些意义，哪些意义可以“牺牲”，从而使语义的损失减到最小限度［23］］（［23］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奈达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出与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24］（［24］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J. Brill， 1969：12）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形式、意义还是别的什么?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解释是，所谓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但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他又将其解释为功能对等。现在一般认为，“功能对等”一说更为科学，更具有说服力。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功能。这里使用“功能对等”又似乎比使用“意义对等”更加准确，因为严格说来，两篇言语材料在意义上是不可能真正对等的。用卡特福德的观点来说，原文有原文的意义，译文有译文的意义。
奈达的上述定义很好地说明了翻译的实质。与其他定义相比，它有三个优点：一是明确地说明了要译的是什么(信息)；二是暗示了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不可能，只能是相对的对等(最切近)；三是考虑了译文的可接受性(自然)。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翻译还可定义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一定义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了翻译的文化属性和交际功能；二是肯定了要译的只是语言传达的信息；三是说明了翻译包括动态的翻译过程和静态的翻译结果。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对于翻译的种类，我们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划分：
1 按翻译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为本族语两大类。
2 按翻译的手段来分，有口译、笔译和机器翻译。
3 按翻译的材料来分，有文学翻译、政论翻译、科技翻译和事务翻译。
4 按翻译的处理方式分，有全译、摘译和编译。
5 按翻译的语言层次分，有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
6 按翻译的方法分，有死译、直译、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翻译、改译和文化翻新。
上述各类翻译，对于特定的读者和特定的场合，都具有各自的可行性。但是，标准和要求不同，每一类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 翻译：一种文化创造
近30年来，翻译研究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于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做了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诺德(Christiane Nord， 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霍尔兹曼塔里(Holz Manttari)甚至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则把翻译看做“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丹尼尔·肖(R. 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可见，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25］（［25］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18）。事实上，翻译从诞生之时起，就起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任何民族的合作与竞赛都离不开翻译的通融和疏导。同时，单一的文字翻译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既能辅助其他媒介进行交流，自身也可以独立完成交流任务。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增加，翻译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对跨文化交际的贡献就愈显突出。
翻译涉及到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一般要经过分析、转语(传译)、重组、检验这一过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信息源点、信息内容、信息受体、信息背景、信息表达等方面对原文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才能获得起交流和沟通作用的译文。所以，翻译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没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翻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创造性思维活动是文化的产物。因此，翻译是一种文化创造。
创造文化的翻译活动跟语言密切相关，而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作是原语文化的产物。译者是熟悉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经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熏陶的个体或群体。译文的读者是掌握了译语，经过译语文化浸润，但对原语所知不多或一无所知的群体。在以原作为代表的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作用下的读者之间，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不可能将原语文化简单地介绍和纳入译语文化之中。译者要考虑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要考虑译文阅读对象的层次水平与反应，还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译文得接受译入语文化相应的改造，以适应译入语社会的语境及其读者的阅读视野。所以，原语与译语虽以各种方式制约着整个翻译活动，两种文化最终却在翻译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创造。同时，由于翻译是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因此，翻译必然会受到原语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制约。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之旅，正是因了这种文化创造，才愈加恢宏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