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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下什么是南丰七曾。www.Pinwenba.com简单来说，就是七个生于建昌南丰的牛叉人物，即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本文所要讲述的人物就是名列这七个人之首的曾巩。
曾巩，字子固，于宋真宗天熙三年，即公元1019年出生在江西的南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老实说，我个人的偏见以为，如果不是因为欧阳修，这曾巩多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落魄书生。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这曾巩凭什么就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按照曾巩的学生秦观的说法，他说“曾子固文章绝妙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什么意思呢？曾巩只是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在诗词歌赋方面就不行。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他几位，几乎都是样样都来。李清照在《词论》中也说，“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李清照这话说得跟直白，甚至有些毒辣。其意也是说曾巩在写诗词方面很差劲。
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人对曾巩的评价。比如，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认为“曾子固短于韵语”。意思是说曾巩擅长写诗词。又如，有一个叫刘渊材的读书人，这个人很有个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属于新新人类那种。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刘渊材在家里养了两只鹤，这两只鹤与其他鹤不一样，是胎生的。于是，众人都觉得很新奇。有一天，刘渊材家里来了几个客人，想一睹他家鹤的风采，结果这两只鹤当着客人的面生了一个蛋。刘渊材顿时感到尴尬不已。为了接触这种尴尬，他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这仙鹤也会败坏仙道，跟凡鸟一样了。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这个刘渊材行为及说话方式怪异，总能引得人们的注意。刘渊材曾说他生平有五件事让他感到遗憾，其中一件事就是遗憾曾巩不会写诗。当刘渊材把这件让他遗憾的事告诉众人时，众人都笑他，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的确，刘渊材所遗憾的事实跟他没什么关系。然而，通过他的遗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条重要的信息——
首先，曾巩的文章在当时备受读书人的关注。
其次，曾巩不会写诗曾让当时的都市人感到遗憾。换句话说，要是曾巩能够写诗，那他就更加趋于完美了。
那么，现在就有问题了，有这么多人都认为曾巩不会写诗词，或者说不擅长写诗词，这是事实吗？如果不是事实，为什么茅坤要将他列入唐宋八大家呢？还有，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为什么又如此看重曾巩？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得对曾巩进行深入挖掘才行。
我们先来看文中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看欧阳修是如何高度评价曾巩的。在宋仁宗元年，即公元1041年的时候，欧阳修第一次看到曾巩写的文章，读过后甚为称赞。对此，我们可以在欧阳修给曾巩的作品写序中得到答案，“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欧阳修认为，曾巩的文章无论是从思想以及艺术上来评判，都是很成熟到位的。这说明了什么，欧阳修对欧阳希的第一印象以及才学是非常的佩服。在一篇名为《送杨辟秀才》的诗里，欧阳修这样说道，“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什么意思呢？当时文坛宗主欧阳修竟然毫不掩饰的载朋友面前夸赞曾巩，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巩的时候，心里就暗暗的称奇，认为曾巩非同凡响——器宇轩昂，如同白鸟中的大雕一样杰出。这还不算，后来欧阳修也不管曾巩听了他的话会不会骄傲，干脆直截了当的对曾巩说，我很喜欢你，你是我门生中最优秀的一个，“过吾门者百千，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欧阳修喜欢欧阳修到了“如痴”的地步。比如，在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的时候，当时欧阳修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你猜欧阳修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竟然十分肯定的说，这就是出自曾巩之首，一定是他的卷子。看来，第一名就是曾巩了。不过，欧阳修这个人是很公正的，他担心别人会说闲话，认为自己是在偏爱自己的门生，给予特殊照顾。因此，心中思量了很久，最终忍痛割爱的将这份试卷判了个第二名。然而，这次欧阳修的判断有失误，因为试卷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份卷子的考生不是曾巩，而是苏轼。你说，欧阳修是不是对欧阳修情有独钟啊！当然，像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王安石大家并不陌生，王安石的散文写得也是很好的，他曾给许子春写家谱。王安石写完后就给了许子春，可能许子春觉得像写家谱这样的事，还是再让欧阳修最后把关一下为好。于是，他又把王安石写好的家谱寄给了欧阳修。然而，许子春却没有标明这个家谱是王安石写的，可能也是出于避讳吧！欧阳修收到许子春寄给他的家谱后，可能是因为忙，就没来得及看，过了一些时间，他在翻阅书籍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家谱，一看，还真不错。欧阳修这个人很厉害的，他一看文笔就知道是谁写的，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偏爱的话，他的判断一般不会出错。起初的时候，欧阳修觉得应该是王安石所写，后来他又想了想，觉得王安石恐怕写不了这么好，应该是曾巩写的。对此，明朝的何良俊在他的著作《何氏语林》里有记载，“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介甫就是王安石，子固就是曾巩。不知道王安石知道后，作何感想？按照常理推断，他们两人肯定会因此而产生一种罅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安石在跟曾巩见面后，两人很快就成为了铁哥们。这一次见面的时间为宋仁宗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他们见面的地点为京城。可能是由于曾巩太火了，引得很多人嫉妒诽谤他。王安石知道后，就写了一首诗赠给曾巩，在诗中这样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後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
王安石说曾巩的文章那可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比。曾巩就像浩瀚宇宙中的星斗，陆地上的海洋一样，他不因为自己有才而献媚于任何人，以致让那帮无耻之徒想方设法的要诽谤他，这是嫉妒啊！但是，我还是要奉劝这帮人，你们这样去诽谤曾巩，只能是徒劳无益。因为，就算曾巩死了，也会成为班固和杨雄那样的人物，流传千古。王安石对曾巩的这个评价与辩解，实在是推崇备至，雄厚难辨。而且，王安石自己也承认不如曾巩，在《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一诗中，他说“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意思是说，我王安石水平有限，比不上曾巩。我们都知道，王安石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连他都这样推崇曾巩，足可见曾巩应该是一个卓有才华的人。还有苏轼，他也很推崇曾巩。据说，他还专门请曾巩为其伯父写墓志铭。当然，苏轼也少不了写诗赞美曾巩。如，“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轼说在欧阳修的门下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只有你才配得上最有才华的那个，真是技压群芳啊！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很赞誉曾巩，认为曾巩是“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固舍人挽词》）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更是对曾巩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陈师道可是一个相当狂妄的人，曾拿自己的长篇大论去拜谒曾巩，没想到曾巩将他的长篇大论给删改了许多，结果是删改后的文章内容更充实，思想艺术更上乘。
有这么多北宋文坛上的一流高手如此赞誉曾巩，难怪乎茅坤要将他列入唐宋八大家了。然而，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相信仅是这个原因不足以让人信服。是的，我自己也不信。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我们来看韩维在《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的一段话，“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韩维写的这个神道碑名字可够长，读起来挺费劲的。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唐朝衰败以来，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其文章之道远不足以前，走得越来越偏了。到了宋代的时候，欧阳修的出现，使得文章之道又恢复了正道，即古文的风雅体式。紧随欧阳修之后的，只有两个人跟上了欧阳修的步伐，一个是曾巩，另一个就是王安石了。这两个人的文章宗法代表了当时读书人的宗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宋代的文章可以跟汉唐试比高。韩维说的这番话，表明了什么呢？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曾巩在宋代的诗文运动中，起到的作用与贡献不亚于欧阳修和王安石。换句话说，曾巩在宋代文坛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不禁会问，既然曾巩这么优秀，他的文章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还是以事实说话吧！以《墨池记》为例，由于原文太长，我做简要引用，“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曾巩·墨池记》）
《墨池记》是曾巩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先说翻译。在临川城的东面，有一块高地，这块高地下临溪水，取名为新城。在新城的上面一低洼处有一口长方形的水池，称之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宋的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描述的。据说，当年王羲之很仰慕一个名叫张芝的书法家，曾在这个池子边上练习书法，池水因此而变黑了。这就是王羲之练写书法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想当初，王羲之不愿意入俗而做官，他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于东海之上，寓情于山水之中。可是，当他尽情畅游的时候，是否真的曾在这里休息过？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的时候才日臻成熟，造诣深厚。这是因为他刻苦用功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后世的那些书法家之所以到不到王羲之那样的水平与境界，恐怕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比不上王羲之吧？如此看来，学习还真的没有捷径，不能偷懒啊！更何况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那就更得刻苦用功了。
在这个墨池的旁边，如今是抚州州学的校舍。王君盛教授担心墨池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湮没无闻。于是，他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并对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以作纪念。”我想，王君盛多半是担心王羲之在这墨池边刻苦怜惜书法的事迹被后人遗忘，同时也是为了宣扬王羲之那种勤学苦练的精神，以此来勉励学生好好学习。王羲之不过是因为有书法这一技之长，后人就对他之一推崇备至，更别说那些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高尚美德，对后人的影响岂不更大，更深远？
我们来看《墨池记》的行文特点及风格，即中心主题明确；语言简洁朴实；结构简单清晰；思想纯正向上；内容丰富。假设这篇文章由欧阳修来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欧阳修文章的风格和特色是舒缓自然，如溪如水，自然通达。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欧阳在开篇时定会由临川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写起，然后分别对高地、溪水、新城进行描述。又或者，欧阳修定会从墨池的由来以及真假的辨析写起，然后层层铺垫展开，叙议结合，纵横有理。对此，相信大家我在“一点沧洲白鹭飞欧阳修的醉翁之意”里欧阳修写的《上范司谏书》就早已领教了，怎么说都有理，你无法辩驳。再来假设，如果这篇文章由苏轼来写，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知道，苏轼的文章是柔和百家，个性鲜明突出，以儒家和佛道相并融。苏轼来写《墨池记》肯定会文采飞扬，融贯古今，旁征博引，定会将有关墨池、王羲之的逸闻趣事融入到儒家与佛道中来，可谓是上天入地，寓情快哉。对此，我们可在《赤壁赋》中细细品味。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文章简洁快语，不蔓不枝，以儒家为正统，不参杂其他学说。注重现实，严谨周密，不浮躁，不讲究语言华丽，堆砌辞藻。进一步来说，像欧阳修等文坛前辈如此推崇曾巩，就是因为曾巩的文章有一种端正之美，为当时的文章树立起了一种新的典范。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曾巩文章的端正之美，使他能立足于北宋文坛。
到了南宋时期，曾巩的文章再次受到推崇。比如朱熹，他在看了曾巩的文章后赞不绝口，不肯罢卷。甚至认为曾巩的文章是继孟子、韩愈之后写得最好的。到了明代，茅坤更是推崇备至，朱熹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因为他这样盛赞曾巩，以至于茅坤认为朱熹的文章理数都是来源于曾巩。这么一来，好像朱熹是师承曾巩了。我们知道，朱熹除了文学家的身份，还是一个理学家与哲学家。朱熹的古代文化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很是有影响力。以至于到了南宋的宋孝宗时期，曾巩的身份和名气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一下子又多了两个身份，即理学家与哲学家。这不跟朱熹的身份一样了吗？可能有人要问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来，在宋孝宗时期有一个叫陈宗礼的人，这个人很牛叉，官做到了枢密院参知政事，并以挺拔峻峭穷理著称，其著作有《寄怀斐藁》、《曲辕散木集》等。陈宗礼对曾巩的喜欢达到了崇拜的地步，就跟现在的追星族一样，只不过他是属于高级追星族。在陈宗礼的推动下，宋理宗宝佑四年，即公元1256年，当时的南丰郡太守杨瑱为曾巩建造了曾文定公祠，将曾巩当做理学家来祭奉。在宋元交替的时期，有一个叫刘埙的人这样评价曾巩，“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之后，他又将曾巩的身份提升到思想家。再加上南丰后裔对曾巩的祭奉，使得曾巩的影响力影响深远。这么一来，到了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茅坤，干脆就将曾巩列入唐宋八大家。为此，他编写了一本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书。而唐宋学派主张写文章循序渐进。因而，曾巩的文章便成为他们推崇的主要“课本”。简单的来说，就像我们今天写文章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没有文学功底的人写出一篇上乘佳作吧！唯一能做的就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来。如果一开始就能写出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那样的文章，几乎不可能。就算可能，恐怕也是少之又少，乃神才也。这就是茅坤为什么要将曾巩列入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原因。到了清代，曾巩的文章达到了空前的欢迎程度，他的文章篇目远远超过了唐宋八大剩下的那七位，位居榜首。
通过以上所有描述，我们终于弄清楚为什么一生平淡无奇的曾巩能列入唐宋八大家，名流千古的原因了。现在，有这样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曾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成长经历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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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欧阳修对曾巩的影响很大。事实上，这不仅表现在对曾巩的成名上，还表现在对曾巩的成长经历上。我们很难想象，想曾巩这样一个才子，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竟然在家中苦苦努力与奋斗了整整21年。还是看看这样一组信息吧！这将有助于我们对曾巩的了解。
1、八岁时，母亲去世。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才跟着父亲曾占义到任官的地方读书。换句话说，接受的启蒙教育比较晚。
2、随父亲进京，父亲突然于途中暴病身亡。这让原本就贫寒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3、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通过，深受打击。
4、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一个老祖母，以至于吃住都成问题。其困程度达到“无田以食，无屋以居”（《曾肇·子固先生行状》）的地步。
5、由于家庭贫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以及考取功名，直到32岁才结婚。我们知道，就算按照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曾巩已经是相当的晚婚了。
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曾巩的父亲以及兄长应该是属于那种不善于挣钱养家之人。因此，这么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全部落在曾巩一人身上。然而，即便是因为上述窘况。曾氏家族居然出了七个名家，史称南丰七曾。而曾巩更是被列入唐宋八大家。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我相信足以让很多人汗颜。
可能大家对于上面提到的情况有所怀疑。我们不妨从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里的一段话里找找证据，看看曾巩为了一家人付出多少心血。“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饘粥之养。光禄不幸早世，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太夫人以勤俭经理其内，而教养四弟，相继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时，且得所归，自委废单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实公是赖。”
曾肇记述的这段话，给我们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即一家大小的生计问题都是由曾巩来操办。为此，曾巩不得不外出谋生。由于曾巩的无私奉献，使得四个弟弟学业有成，并做了官，九个妹妹都嫁人有家。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也许，是因为性情所致吧！
那么，曾巩在外出谋生的日子有多难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好在曾巩在一首诗里有记载，“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曾巩·读书》）
曾巩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天天奔走于四方。由于远在他乡，举目无亲，曾巩倍感孤独、无靠，什么事都只能靠自己解决。在异乡打拼的日子里，曾巩跋涉过险山恶水，遭遇过虎豹的威胁。然而，即便是如此，一刻也不能停歇。不为别的，因为家里的人都等着他归来，才有饭吃。每当想起这样的往事，曾巩不禁感慨万分，人世间的艰辛与无奈，曾巩都一一体会到了。如果不是曾巩这样的拼命操持家业，他的几个弟兄又如何学业有成？然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曾氏家族，在短短的十年时间——从宋仁宗嘉佑二年到治平四年，即公元1057年到公元1067年，先后有十个人考上了进士。另外，连曾巩的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以及妹夫关景辉也考上了进士。这一大家子人，硬是靠着自强不息，以及曾巩的不懈付出而人才济济，实在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宋仁宗嘉佑二年的时候，曾巩考上了进士。而在这一年考上进士的人都是牛叉人物。比如，苏轼、苏辙、程颐、张载等。我在想，曾巩为了一家大小的生计问题，他又是如何读书的呢？尽管曾巩接受的启蒙教育比较晚，然而他的天赋却非常高。根据《宋史》的相关记载，说曾巩是“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到了23岁的时候，即宋仁宗庆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041年，曾巩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到国子监广文馆太学读书，不久便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按理说，这样的大好前景，曾巩应该是前途一片光明，毕竟，以当时的曾巩能得到欧阳修赏识，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是，还是因为家庭生计的缘故，使得曾巩不得不忍痛割爱，离开学校，以谋生计。我们来看曾巩当时的内心有怎样的痛楚，在《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曾巩这样写道，“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于几杖之侧，禀教诲，俟讲画，不胜驰恋怀仰之至”。什么意思呢？曾巩说他恨自己不能朝夕相随于欧阳修身边，聆听他的教诲，学习文化知识。可是，世事真的好残酷，好残忍啊！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我只能那个放弃学业。我只能强忍心痛，我只能把对你的思念之情，仰慕之情埋藏在心底。
曾巩说的这番话，完全发自肺腑，无半点掺假。因为，这是真情的流露。有谁不想好好读书，尤其是能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尤其是像曾巩这样的人。如今，眼看自己大好的前程机会，就要认同放弃，曾巩心里怎能不痛楚？
看到曾巩如此困难而又上进，欧阳修、范仲淹、杜衍等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毕竟，自主只能解决暂时之急，长远的打算还得靠曾巩自己才行。面对欧阳修、范仲淹、杜衍、刘沆等人的资助，曾巩更是自强不息，心中有一股不倒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自己。特别是欧阳修，我们通过曾巩写给欧阳修的一些信，可以看出欧阳修对曾巩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比如，《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上欧阳舍人书》、《再与欧阳舍人书》等。当然，范仲淹、杜衍给予的影响也不小。比如，《上范资政书》、《上杜相公书》等。至于这些书信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据此题目而参阅。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拼搏，曾巩终于在宋仁宗皇佑五年，即公元1053年的时候，参加了科举考试。这是曾巩第一次参加考试，然而，曾巩却落榜了。回到家乡后，曾巩落榜的消息被大家知道后，有很多人更加看不他，说你们曾家这么穷，连饭都吃不起，还考什么试啊！难道麻雀能变凤凰？这还不算，更大的侮辱还在后头，根据王明清在《挥麈录》里的记载，有人竟然编了一首极度侮辱曾家的歌谣，“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真不知道写这歌谣的人是何种心态，这样的侮辱之语竟然写得有韵有味，堂而皇之。我们知道，宋朝的科举考试在一度时期为三年一考，这首歌谣的大意是说，曾家两兄弟（即曾巩、曾晔。当时，两兄弟一起去参加考试，并双双落榜）参加科举考试，两人都落榜了，这就好比屋檐下居住的两只燕子，飞出去的时候是两只，回来的时候还是两只。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一句话，曾家就是考不上进士，你就一辈子受穷吧！
要是一般人听到这样侮辱取消的话语，肯定是气得不行。但曾巩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说“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王明清·挥麈后录》）曾巩的心态挺好，尽管遭受这样的侮辱嘲讽，他却不介意，而是更加努力的教诲自己的弟弟不熬药懈怠，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看到曾巩考试的失败，他的恩师欧阳修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来看欧阳修在《送曾巩秀才序》里的一段话就明白了，“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对朝廷的科举考试制度颇有微词，认为太死理了，不够灵活。换句话说，朝廷在选拔录取人才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如果符合就录取，如果有一丁点不符合，那就不录取。这个标准不仅是针对一般的人才，也针对那些特殊的人才。很明显，欧阳修所说的特殊人才，就是指曾巩。正是因为朝廷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坚持的那个死理，使得很多人才都被埋没了。
因此，在欧阳修看来，这样的死理真的是“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难道现在的规矩就一定是科学的吗？难道就不应该进行改革？换句话说，这样的选拔录取规矩真的对考生公平吗？欧阳修说这话的意思，其潜台词就是为曾巩的落榜而鸣不平。更进一步来讲，欧阳认为曾巩的学业已经很成熟了，曾家是如此的贫穷，如此的不堪重负，可他们避免那个没有因此而沉沦，如今却要忍受落榜之痛，我欧阳修真的是心痛啊！于是，欧阳修很想安慰一下曾巩，就说“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送曾巩秀才序》）
欧阳修说，我还在安慰曾巩，希望他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我担心他心里有什么包袱。可是，我发现他竟然毫无怨言，也没有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样去非议那些考上了的人，更没有去怪罪科举考试的不合理性。他只是给我说，回去之后，再接再砺，来年再考。
老实说，曾巩的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真的挺让人佩服和感动的。要是换了杜甫、韩愈肯定是要牢骚满腹，到处给人写信，以表不满。曾巩以这样好的心态面对考试，面对失败，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这也是欧阳修为什么如此考中曾巩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至于，后来欧阳修是不遗余力的举荐曾巩，终于使得曾巩考上了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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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曾巩没考上进士之前（从18岁到39岁期间，共21年）就很有名气了。大家对此可会觉得不解，曾巩在这期间一直处于为家计问题而奔波的状态，他又如何做到很有名气的地步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来看林希为曾巩写的墓志中记载，“由庆历至嘉佑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谓公在朝廷久矣”。（《曾巩墓志》）
林希的这段描述无疑给我们透露了重要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曾巩从宋仁宗庆历初年到嘉佑初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为家庭生计而奔波，但他得名气却相当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算是那些穷乡僻壤，也有不少人争先恐后的传抄他得文章。当然，这就更不用说那些大城市了。这就奇怪了，难道曾巩身上有什么魔力，让这么多人都为他疯狂？我们知道，在唐代有一个叫刘禹锡的人，他因一篇《陋室铭》而被世人传颂熟知。那曾巩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通过曾巩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所著的文章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出，在这期间曾巩写了两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其影响力绝对不亚于当年刘禹锡写的《陋室铭》。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学舍记》和《南轩记》。这两篇文章按照我的理解，就跟刘禹锡的《陋室铭》差不多。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巩为什么能“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了。
我们先看《学舍记》。在这篇文章里，曾巩说了一句很有个性的话，“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学舍记》）
曾巩说他多年来心神操劳，身体困乏，为家事役使而奔走，不为别的，只是想有所作为。居住的是小巷陋室，身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粗食，喝得是野菜汤，虽说这样的日子是穷困潦倒，但我仍然安心。因为，我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等待着机会。你看，曾巩说得这番话，是不是跟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我们再看《学舍记》里的这样一段话，大家就更能明白这篇文章的独到之处，以及曾巩的高尚品格了，“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学舍记》）
上面不是说到曾巩在等待一个机会吗？然而，等待是最考验一个人的品性的。曾巩说我所遗恨的东西也是有的，这就是本可掌握圣贤们的大道，可是自己学问还达不到。至于写文章，是我平生的爱好和向往，倒是常常写作而没有空闲过。至于那建筑坚固，木材美好，高大壮观的房舍，本是世上那些聪明豪俊，有优越条件和强大势力可以依靠的人才能修得起的，像我这样愚拙的人，怎么能改换了自己的志趣，转而去追求那些呢？
这么说来，曾巩的品性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曾巩到底在等待一个什么时机呢？或者说他又什么样的志向？对此，曾巩在《南轩记》里给予了我们答案，“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南轩记》）
曾巩说我的一言一行，我的志向所好，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发生改变，我所有的努力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上天赋予我的神圣使命，天下百姓赋予我的重大责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曾巩虽然“身卑位贱”，但他依然心怀天下，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为天下百姓谋福。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可能大家觉得曾巩这是在空发议论，说一些“不切实际，不着边“的话。其实不然，曾巩有他心中的一杆秤，他知道进与退，知道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知道如何审时度势。对此，曾巩这样说道，“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南轩记》）什么意思呢？大意是说，如果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要畏首畏尾，而应该主动出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这个时候还隐居在山谷之中，这就是不合时宜。如果时机对自己不利，就不要急于求成，功利熏心。如果再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辛辛苦苦，煞费苦心的去施行自己的主张，同样也是不合时宜。厉害么？相当厉害，曾巩讲的这个人生哲理，就算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有用的啊！为此，曾巩曾将《南轩记》写在墙上，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以此激励自己。
现在，我们回到本小节最初的那个问题上。通过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答案了。对此，我的总结有如下几点：
1、志向明确。虽说“身卑位贱”，但这丝毫不影响到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2、意志坚强。虽说穷困潦倒，但并不因此沉沦，反而以此为动力，磨砺自己。
3、才学卓越。对人生、社会、理想这三者之间的领悟透彻，没有深厚的才学功底，以及领悟能力，是很难有这样到位的认识的。
4、思想纯正单一，辐射力量强大。曾巩的思想坚定，具有朴实、纯正、简单、明确的特点。而这正是出于贫困中的曾巩震撼世人的地方。
由此，曾巩如何不影响深远，如何不让人们追崇备至？而且，曾巩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入仕为官，但他却始终与北宋的大腕们联系、交流不断。比如，欧阳修、范仲淹、杜衍、蔡襄、王安石等。用现在的话来说，欧阳修关系网十分广泛，且交友至善。你说，曾巩不出名，这可能吗？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他都占尽了，这就是曾巩的成名秘诀。
更让人惊奇的是，曾巩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收了不少学生，俨然一代名师。对此，我试举几例。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即公元1042年的时候，当时曾巩正好24岁，有一个叫刘希生的山东人，他很是仰慕曾巩，于是就到了曾巩门下，曾巩也很欣赏他，认为刘希生是一个能遵从礼义，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在临别的时候，曾巩还教诲他说，“苟为一从焉，一违焉，岁不息，决不至也”。（《送刘希声序》）意思是说，无论是做人还是读书，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就算你学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到了庆历三年的时候，即公元1043年，抚州地区的一个司法参军，名叫张文叔，这个人也是很仰慕曾巩，就拜曾巩为师。在曾巩的教诲下，张文叔的文章进步很大，可谓是闻此国人，出手成章。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曾巩收了一名弟子，名叫胡敏。胡敏对曾巩的评价也很高，并以曾巩为做人榜样，也是声名不斐。
值得一提的是，曾巩在长达几十年的为家计而奔波的时间里，他居然还多次向朝廷举荐人才，这种独特的人格力量真的挺让人由衷的钦佩。像我们熟知的千古名相王安石，曾巩就多次推荐他。我们来看王安石在《同学一别子固》的一段描述，“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王安石·同学一别子固》）
王安石说，在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很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巩。我很感激予敬佩他，后来，曾巩写了一篇名为《怀友》的文章赠与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从王安石说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为曾巩的学识所折服，希望以此能让自己进步，达到中庸的境界。
事实上，曾巩的眼光真的很独到，他很早就看出了王安石在政治上有相当卓越的潜质，我们从曾巩给朝廷写举荐信的内容中便可看出。比如，在给翰林学士蔡襄的信中，他卓越写道，“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上蔡学士书》）曾巩说像王安石这样深知圣贤之道的人古今都不多见，如果朝廷能中用他，一定会对天下大有益处。又如，在给欧阳修的举荐信中，曾巩这样写道，“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上欧阳舍人书》）也是说王安石是个难得的人才，古今都不多见，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中用，必将有益于天下。后来，曾巩又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为《再与欧阳舍人书》，也是推荐王安石。那么，曾巩到底有没看错王安石呢？这个答案无需多说，大家都明白。
曾巩就这样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卓越的才学，坚定明确的志向，乐观积极的态度，赢得北宋大腕们的推崇，赢得世人的追崇。难怪乎他能声闻朝野20余年。可以说是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