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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史小白眼里，似乎日本从上古时代直到明治维新为止，都是被一群“大名”所割据并实际统治的。以至于后世看穿越小说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小白写手写的隋唐航海文，里面主角到了日本后，居然有和当地各大名结交的白痴情节。
对于老白来说，他们对于“大名”的认识，则会严谨一些，一般觉得大名是随着幕府时代的开启、武家政治的确立，而应运而生的。这种认识相对来说要靠谱一些，不过对于一些历史的演进过程，似乎还是一团云雾。
那么，大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这一次来到日本之前，因为对畿内地区以外的日本偏远领国几乎没有深入了解、山阴的几座银山虽然在钱惟昱直辖管理下两年、却几乎是施行的汉制，所以钱惟昱对于日本的社会形态制度也知之不详。经过在博多、长崎等处，深入地以太宰府和具体的肥前国司等多个角度体察了西国的民情，才算是对这个时代日本中下层的情况得到了一个详实的认识。
在平安朝之前，是奈良朝。奈良朝国初时分，和中原的唐朝初年时间基本相当，也就是约摸高宗和武后夫妇当政的年代。当时借着“大化革新”之余威，日本建立起了最早的封建税赋和生产制度——班田制，来取代原始的奴隶主庄园制。班田制要想展开说，会占用大量的篇幅，所以就不细讲了。
一言以蔽之，班田制是一套类似于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候均田制的制度。也就是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每个公民由朝廷按照人口发给土地耕种、然后按照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公民直接收取租税。只是日本地狭田少，所以在《班田收授法》中规定的男丁和妇人所能得到的分田数量，足足比中原的均田制少了一个数量级。
班田制成功运行了将近两百年，贯穿整个奈良朝和平安朝的前一百年。那是日本天皇式中央政治的黄金时期，因为国家的税赋都可以集中到中央，朝廷富庶远胜日本历史上其他时代。但是因为损害了地方庄园主势力和贵族势力，自然会遭到反扑。班田颁发下去后，渐渐地公民死后却因为种种阻力、作假收不回来，逐步成为贵族领主的私田。
到了平安朝中期以后，按照《班田收授法》规定，政府每隔6年都该对新成年公民进行授田，但是因为常年只授得出去、收不回来，朝廷就没田可以发了。到了距今一百三十年前，嵯峨天皇在位的时候，班田的实际时间间隔从法定的6年拖长到了17年。
这一次班田之后，又过了足足53年、到嵯峨天皇的曾孙清和天皇在位时，才再次班田——这也是日本中央朝廷历史上最后一次名实相符的班田。再往后班田制便名存实亡、朝廷再也班不出田来了。
班田制的灭亡，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只有在中国这种有长期中央集权权威的政体下，这种损全体权贵而富国库的税赋田亩制度才有可能成功。而日本大化革新之后，几乎是从奴隶主庄园制直接跳跃式发展嫁接了两晋的田亩、唐朝的税赋，所以水土不服遭遇反扑在正常不过了。
既然班田收授法已经没有价值了、朝廷发不出田也收不上税，从清和天皇开始，皇权终于向私吞班田的贵族庄园主妥协了——朝廷从班田制时期的“不承认土地私有、一律国有、人民只能是在活着的时候租种朝廷班法的土地、死后收回”正式改制为“田堵制”。
田堵制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承包责任制，朝廷对于已经被私占的田地进行追认，你占了也就占了，但是要求颁发“负名”的田契——比如这三町的田地，在班田制崩溃之前，世代都被你家占有耕种了，那朝廷就检地后发给你某国某郡某村、三町田地的契约，写上你的家名，然后你便包干这三町田地应该纳完的国税。
这种制度，相当于是在土地国有制崩溃之后，朝廷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追求，退求其次保留“征税权”。可惜，清和天皇自认为做出了大让步，权贵们却更加不买账——在改革之前，班田制已经完了；朝廷几乎查不到班田的归属，所有在朝廷籍册上显示该纳税的人，几乎都是老死了七八十年的死人。所以说，在田堵制改革之前，大庄园主贵族，本来就处在几乎不给朝廷纳税的状态下。
现在，朝廷相当于是说：“你们偷了的土地，咱朝廷追认了，这些田以后就归你。但是这些地该交的税，你还是交了吧。”
这种让人多交钱粮的改革，如果没有武力支撑，又有谁会鸟你呢？清和天皇到死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又往后拖了一代天皇，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更大的让步——朝廷公布了一批拥有免税权的贵族阶级，这就是“庄田不输不入”制。
不输不入，就和后世明朝时候士大夫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差不多。只不过不是针对某个阶级的一贯性政策，而是朝廷一事一议的特别恩准。朝廷经过恩旨特赦之后，会给某些大贵族——主要是藤原氏和源氏的清贵——发放可不输租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作为凭证。然后这些家族名下的土地田庄，便分别拥有了免税权和自治权。
这是天皇为了保住国税，采取的拉拢分化策略，也就是拉拢部分实力强盛、私兵武力善战的大贵族，以给他们免税为优待，换取他们支持田堵制、来用武力威慑其他小的田堵名主。
不输不入的特赦开始后，朝廷的钱粮增收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增长。因为大贵族豪族终于站到了天皇一边，小庄园主、或者虽然有点实力、但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乡下豪族成为了朝廷征税的重点对象。原本他们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抗税，现在因为大贵族的威慑，再敢抗拒就会遭到武力的毁灭。
没有贵族身份的乡下豪族和小庄园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十年前、今上村上天皇的父亲、醍醐天皇登基的时候，整个日本，除了偏远的关东以外，拥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小庄园主和乡下豪族，几乎被一扫而空，全然不存在了。
一个类似于明朝晚期土地兼并特色的现象，在日本出现了，那就是“寄进制”。
在明朝晚期，因为读书人中了举人就可以收纳家奴、把家奴的税也免了，所以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后期如徐阶、高拱、严嵩之类朝廷宰辅，家里动辄有几十万亩甚至百万亩的名下田产都不为过。但是其实相当一部分不过是没有功名的土豪、寄名在这些读书官僚之下的，为的就是得到一个读书人家奴的身份后、可以免税。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出现的“寄进制”，几乎就是这种制度的翻版——哦，不过从时间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倒该说是后世明朝的给读书人做家奴制，抄袭了在先的日本寄进制才对……
于是，醍醐天皇登基的时候，所有畿内和西国地方的小庄园主、乡下豪族，几乎都摇身一变、成为了藤原氏免税特权大贵族的家奴。这时候，“名主”的分类就产生了——
拥有朝廷太政宫和民部正式颁发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可以免税和实现庄园自治的名田庄园主，就成为了“大名”；而没有正式“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只能依靠投效在“大名”名下、以家臣或者家奴身份出现、但是依然有自己“契券名田”产业的小豪族，便称作“小名”。
后来纵横日本九百年的“大名”，便是这个时候出现的。而此后不久出现的“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其实不过也是这种“所有没有免税权的人、必须找大名投效”这一潜规则的反抗者，所带起的历史浪花罢了。
在这一串投效为家奴的兼并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在醍醐天皇之后持续把持朝政的藤原北家——如今贵为村上天皇岳父的藤原师辅、藤原实赖兄弟名下，据说便拥有了全日本十三分之一的耕地。如果刨除蛮荒的关东、北陆，仅考虑朝廷的惯常势力范围，也就是畿内、西国和四国的话，藤原师辅兄弟名下的田地，足以占到朝廷控制区田地的七分之一！
一个国家七分之一的田地，都被一个家族控制了，藤原北家后来专权百年的经济基础，便是这么形成的。就拿如今这个时间点来说，藤原师辅和藤原实赖兄弟每年可以从名下庄园收到的租税，便超过了村上天皇的朝廷财政收入五六倍。天皇式微，与此不无关系。
……
离开长崎、离开博多，钱惟昱的船队，沿着濑户内海自西向东，走走停停。在备前的兵库港，钱惟昱停宿了一日。深入了解观察了这座如今吴越海商直接在畿内贸易的大港。
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吴越商人几乎自成体系的坞堡庄园、而且也能亲眼看到日本贫农来病笃乱投医、试图以投效来获得免税。而有时候，即使这些没有“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的小名主已经投效过了一家大名、如果有另一家大名开出了更加优惠的租税分成条件，这些小名也会转投别的主人。
这些转投，有些会被原先的主人以武力扑杀，变成一堆悬挂在大名庄园外的人头、对试图背主之人以儆效尤。也有成功变节少交税、旧主无力震慑的成功案例。更有利益足够大的时候，旧主试图扑灭、而招降纳叛的新主子帮自己家奴出头、两相火并的……
如果说在兵库港看到的局势，已经让钱惟昱有了触目惊心的认识。那么到了摄津的时候、沿着淀川去京都的途中，路过源满仲的私庄多田庄时，钱惟昱顿时就觉得此前看到的都是小打小闹了。
源满仲已经“发配九州”、做了两年太宰大贰，留在摄津多田庄主持清河源氏家业的，不过是其胞弟源满季。可是两年来，清河源氏在其老巢摄津国的势力丝毫没有衰退，源满季两年来新招纳的投奔家奴，便足足有数千庄户、千町田产。
朝廷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出了近畿之后，朝廷对边缘领国的控制，却是越来越虚弱。一股股可以感受到的暗流，在这个适逢时代变革之际的日本四岛下方，凶猛地涌动着。若能有一个高手，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点爆它，便可以收获一堆养料丰盛的尸体和遗产。